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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恒运
（河南农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，河南郑州450002）
摘要：我国农作物秸秆资源利用潜力很大，但秸秆资源利用方式落后，甚至严重污染农业生产和生活环境。基于河南省大规模农户生产实地调研，摸清了现阶段农户秸秆利用方式及变化特征，估计了农户秸秆利用行为的决定因素，发现种植规模和结构影响秸秆利用方式和行为。要从根本上促进秸秆的环保利用，提升秸秆的经济利用水平，应该加速土地流转，扩大经营规模；加强打捆机械行业投入，实施作物收获秸秆处理联动制度，提高秸秆处理效率；借鉴大城市废弃物处置经验，实施农户-企业-政府合作共赢的秸秆处理机制。
一、引言
近年来，随着国家有关政策的引导、地区政府的监管以及农民自身环保意识的提高，农忙时期为抢种而发生的焚烧秸秆行为得到了一定的遏制，然而这种遏制并没有改善秸秆综合利用方式，特别是当秸秆无法快速腐熟于田间时，露天焚烧依旧是农民首选处理方式（解恒参和赵晓倩，2015）。如何从根本上促进秸秆的环保利用，提升秸秆的经济利用水平，将秸秆资源的综合开发打造成为一个成熟的产业，对于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、绿色发展理念践行、农业产业结构调整，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，其关键问题是厘清农户秸秆利用行为影响因素。
鉴于作物秸秆具有产量大、体积大、分布分散、收集运输成本高、综合经济利用性差等特点（毕于运，2010；朱文家，2011），加之秸秆利用行为对环境影响较大，为从根本上促进秸秆的综合利用，许多学者进行了实地调研。基于江苏省321户农户调研，黄武等（2012）发现要素价格以及农户资源禀赋影响秸秆利用行为；基于辽宁省408户农户调研，吕杰等（2015）发现人均耕地面积影响农户秸秆利用行为；钱忠好等（2010）、刘勤等（2014）、王舒娟等（2012）发现更多因素影响农户秸秆利用行为；郭利京等（2014）甚至发现非正式制度与亲环境行为之间的联系；檀勤良等（2014）甚至断言农户秸秆利用意愿到行为之间存在某种潜在的未知机制。另外，更多的研究集中在作物秸秆资源的分布、利用结构和资源潜力（Chen，2016；Liu et al.,2007；Yang et al.,2010；Zhuang et al.,2011；毕于运等，2009；毕于运，2010；高祥照等，2003；韩鲁佳等，2002）；曹国良等（2006）甚至估算了中国大陆秸秆露天焚烧数量。
尽管研究文献很多，但大部分集中在秸秆资源潜力估算方面；部分文献基于农户家庭特征，研究农户秸秆利用行为，但多数没有考虑外部环境的影响。中原经济区是我国最大粮食产区，作物秸秆资源利用潜力最大。河南省是最大小麦生产省份，调查河南省秸秆利用方式及利用行为具有典型政策意义。因此，本文以河南省为例，基于大规模农户作物生产调研，估算作物秸秆生产量，调查秸秆利用方式，探讨影响农户秸秆利用行为的关键因素，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。
二、调查地市及样本分布
2014年，河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，在河南省抽出10个地市，20个县，8000个农户，问卷调查农户作物生产及秸秆利用情况。调查内容包括：2013年作物种类、种植面积、生物质产量及利用方式等调查范围为10个地市，每个地市抽2个县，每个县抽出4个乡，每个乡抽出1个村，每个村抽出100个农户，共计8000个农户。调查地市包括：郑州、许昌、洛阳、信阳、商丘、周口、南阳、新乡、三门峡和安阳。各地市调查县分别为：新郑、荥阳；禹州、鄢陵；新安、栾川；潢川、罗山；虞城、夏邑；沈丘、扶沟；内乡、方城；封丘、卫辉；渑池、陕县；林州和汤阴。
三、农户作物生产情况
（一）生产规模分布
从表1可以看出，河南省农户种植规模，5亩以下占17.6％，5-10亩占42.4％，10-20亩占36.6％，大于20亩只有3.6％。山区种植规模较小，例如，洛阳市，种植规模5亩以下，农户占52％。相反，平原种植规模较大，例如新乡市，种植规模10-20亩的农户占55％。
（二）种植规模及秸秆产量
从表2可以看出，农户平均种植规模为9.2亩，其中，洛阳种植规模最少，户均5.0亩；新乡和信阳种植规模最大，分别为11.3亩和11.2亩。同样，农户平均秸秆产量为5164公斤，其中，洛阳秸秆产量最少，户均2136公斤；新乡和信阳的秸秆产量最多，户均分别为7763公斤和6984公斤。
（三）农户秸秆利用方式
河南省农户秸秆利用方式，主要是家庭燃料和秸秆还田。从表3可以看出：第一，家庭燃料，平均4262公斤，占44％；第二，还田做有机肥，平均3804公斤，占40％；第三，做动物饲料，平均595公斤，占6％；第四，工业原料，平均540公斤，占5.6％；第五，其他用途，平均439公斤，占4.5％。
（四）各种秸秆利用方式
河南省农户各种秸秆利用方式及结构见表4，具体分析如下：
第一，小麦秸秆利用方式。直接还田，户均l158公斤，占66.9％；露天焚烧，户均140公斤，占8.1％；直接做饲料，户均106公斤，占6.1％。另外，大约还有：5％做工业原料，2％能源化利用，3％直接丢弃。
第二，玉米秸秆利用方式。直接还田，户均1935公斤，占68.3％；炊事直接燃烧，户均261公斤，占9.2％；直接做饲料，户均242公斤，占8.5％。另外，大约还有：2.2％能源化利用，有6.1％直接丢弃。第三，稻谷秸秆利用方式。露天焚烧，户均139公斤，占68.3％；直接做饲料，户均66公斤，占22.5％；直接丢弃，户均43公斤，占14.8％。
第四，花生秸秆利用方式。直接做饲料，户均84公斤，占63.6％；还田处理，户均25公斤，占20％；做炊事直接燃烧和直接丢弃，户均分别为11.2公斤和9.8公斤，分别占8.5％和7.4％。
第五，棉花秸秆利用方式。做炊事直接燃烧，户均48.4公斤，占86.2％；田间直接丢弃，户均5公斤，占8.6％。
可以看出，各种秸秆利用方式差异很大。其中，小麦和玉米秸秆主要以直接还田和家庭燃料为主；稻谷秸秆主要以露天焚烧和直接做饲料为主；花生秸秆主要以做饲料和还田为主。
四、指标选择与模型设定
（一）指标选择
根据调查资料情况，这里假设六个农户秸秆利用方式指标，分别是：秸秆饲料用量（Y1），秸秆还田量（Y2），秸秆炊事直接用量（Y3），秸秆能源化利用量（Y4），秸秆田间废弃量（Y5），秸秆焚烧量（Y6）。
相应的，有六个农户秸秆利用结构指标，分别是，秸秆饲用比例（Y11），秸秆还田比例（Y22），秸秆炊事直接用量比例（Y33），秸秆能源化利用比例（Y44），秸秆田间废弃比例（Y55），秸秆露天焚烧比例（Y66）。
同样，根据现有调查资料，假定影响农户秸秆利用行为因素有：种植规模，种植结构，非农就业，社会、经济和环境因素，特别是气候。由于资料限制，文中未涉及因素用地区虚变量代替。
（二）模型设定
根据指标设定和数据特点，选择一般的回归模型，调查农户秸秆利用方式和利用结构的影响因素。根据变量定义，估计模型设定如下：
五、估计结果及分析
模型估计结果见表5和表6。表5给出秸秆利用方式影响因素估计结果，表6给出秸秆利用结构影响因素估计结果。总体来讲，模型估计达到1％显著性水平，多数变量达到显著水平，因此，模型估计结果可靠性较大。
（一）秸秆利用方式影响因素
观察表5，有如下发现：
第一，种植规模显著影响秸秆利用方式。亦即，种植面积显著影响秸秆利用；种植结构显著影响秸秆利用。但是，不同作物种植比例，对秸秆利用影响方向存在明显差异。例如，棉花秸秆炊事用量较多（模型Ⅲ），饲料用量较少（模型Ⅰ）；相反，花生秸秆炊事用量较少（模型Ⅲ），饲料用量较多（模型Ⅰ）。
第二，种植结构显著影响秸秆饲料用量。例如，在模型Ⅰ中，玉米、水稻、豆类和棉花种植比例越大，秸秆饲料用量越少；相反，花生和水稻种植比例越大，秸秆饲料用量越大。这些结果说明，尽管，随着农业机械化水平提高，农户大牲畜饲养量减少，但是，农户仍然保留小家畜饲养传统，特别是生猪饲养。花生蔓是粗饲料的最好原料。南方地区，水稻秸秆可能是粗饲料主要来源。
第三，种植规模和结构显著影响秸秆能源化利用。在模型Ⅳ中，除油菜种植比例外，种植规模和种植结构，均显著影响秸秆能源化利用量。亦即，种植规模越大，秸秆能源化利用量越大。这一发现说明，秸秆能源化利用规模，同农户种植规模有显著关系。因此，提高秸秆能源化利用，必须扩大农户种植规模。换句话说，要加快农地流转，扩大农户种植规模。
第四，种植结构显著影响秸秆丢弃量。在模型Ⅴ中，种植规模不显著，说明秸秆丢弃量与种植规模没有显著关系。相反，种植结构达到显著水平，说明，农户秸秆丢弃量与种植结构有显著关系。具体来说，增加小麦种植比例，显著降低秸秆丢弃量；相反，增加玉米和油菜种植比例，显著增加农户秸秆丢弃量。这一发现可能说明，小麦秸秆较高的经济用途，相反，玉米和油菜秸秆的经济用途不大。
第五，专业化种植显著降低秸秆焚烧量。在模型Ⅵ中，农户种植规模与秸秆焚烧量呈显著正比关系，说明种植规模越大，焚烧量越大。相反，种植结构与秸秆焚烧量呈显著反比关系，说明种植比例大，焚烧量就越小。可能的解释是：如果某种作物种植比例，足以达到规模经济程度，农户就会经济地处理作物秸秆，使其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。可以看出，实行专业化种植，可能有效避免秸秆焚烧行为。
（二）秸秆利用结构影响因素
观察表6，有如下发现：
第一，农户作物种植规模对秸秆饲料利用比例、炊事用量比例和丢弃量比例有显著影响，但对秸秆还田、能源化利用比例和焚烧量比例没有显著影响。具体说来，增大种植规模显著提高秸秆饲料用量比例；相反，增大种植规模显著降低炊事用量比例和丢弃量比例。合理的解释可能是：种植规模扩大，可能伴随畜牧饲养的发展，进而提高秸秆饲料用量比例；由于秸秆炊事用量是有限的，所以，种植规模扩大，不可能再增加秸秆炊事用量。同前面一样，种植规模扩大，必将产生大量的秸秆，农户必须做出处理决策，这样，可能减少秸秆的丢弃量比例。
第二，在作物秸秆饲料用量比例模型中（Ⅰ），所有规模和面积结构变量均达到显著水平，说明他们均显著影响作物秸秆饲料用量比例。具体来说，增加水稻种植面积比例，将显著提高秸秆饲料用量比例，相反，增加其他作物种植面积比例，将显著降低秸秆饲料用量比例。这一发现非常奇怪，因为，通常情况下，玉米秸秆作为大家畜粗饲料、花生秧作为小家畜粗饲料。然而，这里的发现相反，水稻秸秆可能作为家畜粗饲料来源。这里的可能解释是：在南方稻作地区，由于畜牧业的发展，水稻秸秆成为粗饲料主要来源；相反，在北方旱作地区，由于种植规模扩大，农业专业化发展，家庭畜牧业逐渐萎缩，使秸秆的饲料化利用空间逐渐缩小。
第三，在作物秸秆能源化利用比例模型中（Ⅳ），除油菜种植面积比例外，其他作物种植比例均达到显著水平，而且均成显著正比关系，说明增加其他作物的种植面积比例，将显著增加作物秸秆的能源化利用比例。但是，奇怪的是，为什么农户种植规模变量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?可能的解释是：在秸秆能源化利用量模型中，农户种植规模变量达到显著性水平，说明扩大种植规模可以提高秸秆能源化利用量。然而，在作物秸秆能源化利用比例模型中，农户种植规模变量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，可能由于目前秸秆能源化利用比例有限，回归结果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。
第四，在作物秸秆丢弃量比例模型中（Ⅴ），农户种植规模显著，说明秸秆产量影响农户丢弃秸秆比例。具体来说，随着种植规模扩大，农户丢弃秸秆比例显著减少。这一发现指出，扩大经营规模，可显著减少农户秸秆丢弃量比例。同时，小麦面积增加，降低农户秸秆丢弃比例；相反，玉米和油菜面积增加，增加农户秸秆丢弃比例。可能解释是，小麦秸秆经济价值较大，而玉米和油菜秸秆经济价值有限。
第五，在作物秸秆焚烧量比例模型中（Ⅵ），发现农户种植规模与秸秆焚烧比例呈正比关系，说明农户种植规模大，秸秆产量多，农户焚烧量大。相反，作物种植比例与秸秆焚烧比例，均呈显著反比关系，说明不管哪种作物，只要种植面积比例大，显著降低农户秸秆焚烧量。简单的说，如果某种作物种植面积比例很大，足以达到规模经济程度，农户会采用经济手段处理秸秆，实现利益最大化。从这一点讲，加速土地流转，扩大种植规模，发展专业大户，是杜绝农村秸秆焚烧途径之一。
六、基本结论与政策建议
（一）基本结论
第一，农户作物种植规模总体偏小。农户平均种植规模9.2亩，实际耕地规模4.5亩。17.6％的农户，种植面积在5亩以下；42.4％的农户，种植面积在5-10亩；36.6％的农户，种植面积在10-20亩；只有3.6％的农户，种植面积大于20亩。有些地区种植面积只有5亩，实际耕地面积只有2.5亩。
第二，作物秸秆处理方式比较原始。尽管发现很多秸秆利用方式，但是，农民秸秆利用方式，主要还是直接还田、露天焚烧、炊事燃料、粗饲料和直接丢弃，能源化利用很少。
第三，种植规模决定秸秆利用行为。模型分析结果显示，农户种植规模，最终是秸秆产量，决定秸秆利用方式。换句话说，农户土地经营规模显著影响秸秆处理方式。具体来说，只要种植规模够大，秸秆产量够多，就可能产生规模经济，秸秆将会被经济利用。相反，如果规模太少，秸秆产量有限，那么，秸秆的处理方式可能比较随意，丢弃或焚烧最简便。
第四，秸秆类型影响秸秆利用行为。模型分析结果显示，农户作物种植结构显著影响秸秆利用及结构。不同的秸秆有不同用途，而且收集、运输和处理方法差异很大。例如，玉米和花生秸秆可做饲料，小麦秸秆用作造纸原料，这在我国均有悠久传统。除炊事燃料、丢弃和焚烧之外，目前没有大规模秸秆利用途径。因此，秸秆种类，进而种植结构，影响秸秆利用行为。
第五，秸秆利用结构发生显著变化。比较2000年和2013年的调查结果不难看出，河南省秸秆利用结构发生明显变化。2000年农户秸秆用于炊事的比例高达32％，然而，2013年农户秸秆用于炊事的比例降到8.9％；2000年农户秸秆用于动物饲料的比例高达25％，然而，2013年农户秸秆用于动物饲料的比例降到11％；2000年农户秸秆用于工业原料的比例为15％，然而，2013年农户秸秆用于工业原料的比例只有2％；2000年农户秸秆焚烧闲置的比例为23％，然而，2013年农户秸秆焚烧闲置的比例降到12％。相反，2000年农户秸秆还田比例只有4％，然而，2013年农户秸秆还田的比例高达63％。
第六，秸秆利用方式地区差异明显。有些地区采用秸秆直接还田的办法。例如，许昌和新乡，比例接近100％；商丘、安阳和郑州，比例达到73—86％。有些地区直接焚烧较多，例如，信阳，焚烧比例高达50％以上。有些地区直接丢弃较多，例如，洛阳，丢弃比例接近60％。有些地区能源化利用最好，例如安阳和三门峡，比例分别为11％和8％。
总之，河南省秸秆利用结构发生显著变化，主要表现在：第一，秸秆还田的比例呈几何级数增加，从4％增加到63％；第二，总体上讲农户秸秆利用率减少50％；第三，秸秆工业原料利用比例从15％，几乎减少到零。
（二）政策建议
第一，加速土地流转，扩大经营规模。目前，农户种植规模偏小，秸秆产量达不到规模经济要求，限制秸秆的经济和能源化利用发展。换句话说，目前家庭经营状况，很难实现作物秸秆优化处理，更谈不上秸秆能源化利用。
第二，加强环保宣传，杜绝秸秆焚烧。尽管，总体上讲，平均秸秆焚烧量为6％，但是，地区和作物之间差异较大，应加大重点地区秸秆焚烧监管。具体来说，信阳地区秸秆焚烧比例高达52.5％，特别是，有68.3％的稻谷秸秆被焚烧，户均达到139公斤。再是洛阳和三门峡，秸秆焚烧比例分别达到13.5％和9.2％，也要引起各级政府的充分重视。
第三，增加堆肥还田，减少直接还田。秸秆还田是主要利用方式，例如，调查结果显示，将近70％的小麦和玉米秸秆直接还田。但是，是否达到还田的目的值得注意，因为，有些还田甚至影响田间管理，因此，很难达到增加土壤肥力的效果。实际上，堆肥还田的秸秆比例非常小，农户平均仅有2.8％；相反，农户平均直接还田的比例高达60.4％。我国农业复种指数较高，大部分省份接近200％，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是大问题。因此，要提高堆肥还田比例，为此，国家要增加投资，提高堆肥还田效率，节省劳动力成本。
第四，加快打捆机械发展，提高秸秆处理效率。农户在考虑直接还田或丢弃时，主要考虑劳动和生产的机会成本。由于秸秆处理费时费工，效率较低，机会成本较高。所以，要实现秸秆的资源化处理，政府必须帮助农民解决这些问题。为此，应加快秸秆打捆机械应用，提高秸秆处理效率，减少劳动投入机会成本，同时可达到增加堆肥还田比例，提高土壤肥力的目的。
第五，实施收获和秸秆处理联动制度。这样可以显著降低生物质能源企业原料成本。具体措施有：秸秆收集与作物收获同步进行，减少用工支出和有效物质损失；秸秆收获可同时打包露天存放，节省企业储备空间厂房租赁及运输费用。为了保证这一联动制度的实施，国家需要出台相应的政策法规保障体系，实施农户一企业一政府合作共赢的秸秆处理机制。 |
